61歲退休后，華為海思創始總裁成了復旦北大清華老師

Jay 發自 凹非寺

量子位 | 公眾號 QbitAI

原來低調退休的華為海思創始總裁徐文偉，現在的新身份是大學老師。

最近，清華五道口AI首期班開學的報道中，徐文偉以教授身份亮相，給企業家學員上了一堂《AI時代的企業創新》為題的課程。

據說課上，徐文偉教授結合華為突破歐洲市場的故事，生動地解析了創新與商業的關系，還為企業家們分享了干貨滿滿的創新方法論。

這也是這位前華為董事、科學家咨詢委員會主任、戰略研究院院長、戰略Marketing總裁、企業業務總裁、IRB主任、歐洲地區部總裁以及海思半導體總裁……在滿滿當當的履歷中，一步一個腳印凝結下來的寶貴經驗。

1963年9月，徐文偉出生于江蘇常州，1990年從東南大學畢業，一年后加入華為，開啟了長達三十多年的職業生涯長跑。

任職期間，徐文偉戰功赫赫，包括但不限于：主持研發首款局用程控交換機、首顆芯片、首套GSM系統及首臺云數據中心核心交換機、提出創新2.0戰略，2020年發布面向數學的十大挑戰問題，布局光子計算、裸眼3D顯示等前沿技術研發……

直到2024年，在61歲時低調退休。

低調榮休后的新生活

從2023年4月起，華為啟動新一輪高層換屆，徐文偉卸任常務董事。此后數月間，他又陸續退出海思管理層的多個職務。

到了2024年3月，徐文偉在朋友圈低調發布消息，正式宣布離開華為。此后，他漸漸淡出了公眾視野。

近一年的時間里，關于這位華為老將的動向沒有了任何風聲。

直到2025年2月，復旦大學官網上，突然出現了徐文偉的照片與職務信息。

這才反應過來，原來徐總并沒有徹底隱退江湖，而是到學界繼續發光發熱了。

目前，他的主要工作在復旦大學，擔任復旦大學發展研究院、技術創新戰略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管理科學與工程專業），以及復旦大學新工科建設戰略咨詢委員會副主任。

同時，徐文偉也在清華大學經管學院與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出任管理實踐教授。

“管理實踐教授”是一類非傳統學術職稱，通常由具有深厚行業經驗的高管擔任，主要負責實務教學、案例研究與學生指導。

在清華大學，他參與了清華AI首期班的課程體系，負責了開班模塊的授課。

近五年，徐文偉開始在學術方面產出：出版學術專著3部；以通訊作者發表SCI論文1篇；以共同通訊作者發表SCI論文4篇、國內核心期刊論文2篇；主持國家級科研項目1項。

除了高校教授，他現在還承擔多項國家與行業層面的咨詢職務，包括中國半導體協會專家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工程院第七屆教育委員會委員，以及粵港澳大灣區國家技術創新中心戰略咨詢專家委員會委員。

三十三年華為征程

自2024年離開華為后，徐文偉的名字后逐漸多了“教授”兩個字。

然而，在他人生33年的光陰里，更熟悉的稱呼是「大徐總」。

這“ 大 ”，不僅意味著資歷與分量，也是華為內部心照不宣的默契……

公司里還有另一位“徐總”——曾任輪值董事長的徐直軍。

不過，2024年3月后，可能稱呼又統一回徐總了。

2024年3月，大徐總徐文偉在朋友圈低調榮休，宣布三十多年的華為旅程圓滿結束。

首顆ASIC芯片

徐文偉和華為的故事，得從34年前說起。

有的人，只要他在，你就會覺得心安。

1991年，碩士畢業不久的徐文偉加入剛剛起步的華為，建立了器件室，負責印刷電路板與芯片設計工作。

那時的國產芯片還處于艱難爬坡期，華為無論是財力或資源自然都不能與今日聲名赫赫的2012實驗室相提并論。

一段時間里，器件室只有2臺示波器、4只萬用表和6名開發人員。

按照流程，徐文偉首先設計自己的電路，成熟后，再委托一家擁有EDA能力的香港公司設計成ASIC芯片，再交由德州儀器流片和生產。

這個過程代價不菲，光是一次流片，就要幾萬美元。

而為了撐起這間成本高昂的研發黑洞，任正非已經傾注了一切，甚至不得不考慮借高利貸。

新產品研發不成功，你們可以換個工作，我只能從這里跳下去了！

幸運的是，徐文偉沒有讓這份孤注一擲的信任落空，也沒有讓任老落空。

不到一年，華為成功設計出首顆自研ASIC芯片SD502，這枚小小的芯片，成為了華為半導體自主化的起點，也為后來整個中國通信產業的茁壯成長埋下了種子。

自此，華為的芯片之路終于步入正軌，也由此踏上全球化的征程。

把基站賣到了歐洲

1994年，任正非帶領核心團隊出國考察，徐文偉也在其中。

而目的地，正是當時萬千芯片從業者所向往的“千金市骨”之地——美國。

△左四為徐文偉

在那里，他們跋涉了包括達拉斯、加州硅谷、波士頓等城市在內的多個科技重鎮，并先后拜訪了德州儀器（TI）、國家半導體公司（National Semiconductor）等世界頂尖半導體企業。

美國之行結束后，任正非深有感觸，執筆寫下了《赴美考察散記》，記錄了他對教育、科技、公司制度等方面的思考。

不過，這趟求學之旅并沒有讓任正非感到受挫，反而激起了他強烈的好勝心，并且在內部會議上放出了那句經典豪言：

10年之后，世界通信行業三分天下，華為占其一。

同樣伴隨華為轟隆轟隆向前駛進的，還有徐文偉的職業軌跡。

1995年，華為成立“中央研究部”，下設基礎研究部，全面開啟體系化研發的序幕。徐文偉出任無線研發總經理，負責通信系統核心芯片設計。

到1997年，華為員工規模已突破7000人，公司進入高速擴張期。此時，徐文偉升任預研部總裁，主導最前沿技術的探索與攻關。

可惜好景不長。2000年前后，外部沖擊接連襲來，「互聯網泡沫破裂」與「亞洲金融危機」的兩朵烏云，籠罩了通信行業的大廈。

受經濟周期的影響，國內市場急劇萎縮，通信巨頭產能嚴重過剩，整個行業迫切需要尋找新的出路。

在此背景下，出海成了華為的首要任務。

進入21世紀，華為正式進軍歐洲市場，徐文偉被任命為歐洲地區部總裁，負責帶領團隊開拓這一高標準、強競爭的陣地。

2005年，華為與英國電信（BT）簽署首份戰略合作協議，參與其國家寬帶網絡建設計劃，這是華為突破歐洲市場的起點。

支撐這一跨越的，是華為過硬的技術實力。

當時，華為推出了全球首款分布式基站——體積更小、功耗更低、安裝更靈活。

一經問世，這款新型基站便迅速成為全球運營商的新寵。包括沃達豐（Vodafone）在內的多家頂級通信公司，都將這款設備納入核心網絡部署。

從那一刻起，華為不再只是一個追趕者，而是以技術創新的姿態叩開了歐洲市場的大門。

第二個轉折點出現在2007至2008年。

彼時，通信行業正處于網絡轉型升級的關鍵節點，3G技術剛被引入標準討論，技術路線的不確定性使運營商在設備采購上格外謹慎。

雪上加霜的是，源自華爾街的金融海嘯全面爆發。次貸危機重挫全球投資者信心，通信基礎設施市場進一步收縮。

面對雙重壓力，徐文偉帶領團隊再次走在了前面。他們推出了可兼容2G、3G與4G多制式的第四代基站產品，打消了運營商對技術變遷的擔憂。

2008年，在徐文偉的領導下，華為在德國完成8000個GSM基站的搬遷與新建工程，實現對歐洲主流市場的規模突破。

此后，華為又與挪威TeliaSonera合作，先后開通了全球首張4G商用網絡與首張4.5G商用網絡，成為全球通信技術演進的領跑者。

經此一役，身為歐洲地區部總裁的徐文偉，憑借精準的技術判斷與穩健的執行力，在動蕩的經濟周期中一戰成名，徹底征服了歐洲運營商。

根據華為2008年年報，公司當年全球銷售額達233億美元，同比增長46%，其中海外市場占比超過75%。

直到今天，歐洲仍是華為海外通信業務的核心陣地，而余承東等后繼者在歐洲市場的成功，正是建立在徐文偉當年打下的堅實基礎之上。

打通企業業務

值得一提的是，徐文偉在負責歐洲市場的同時也兼任海思半導體的總裁，主要是做消費電子芯片。

不過，在完成海思組織架構的搭建后，他將重任交給何庭波，自己則轉任企業業務總裁，繼續開拓新的增長引擎。

2013年，徐文偉主導研發的全球首款敏捷交換機S12700正式發布，性能相比上一代提升十倍，成為企業網絡領域的標志性創新。

同年，華為企業業務營收突破25億美元，同比增長超過32%，為華為打開了繼運營商與終端之后的第三條增長曲線。

創新2.0時代

自2014年起，徐文偉的角色開始從業務一線轉向戰略中樞，他出任戰略Marketing總裁兼IRB（產品投資評審委員會）主任。

業務前線的接力棒，則交到了余承東手中。

2014年到2018年，余承東率領華為終端全面爆發，整體營收從2800億漲到7200多億元，翻了一倍不止。

然而，華為的異軍突起終于觸碰到了美國的逆鱗。

2018年，美國通過《國防授權法案》，明令禁止政府部門采購華為設備。科技競爭一觸即發。

任正非敏銳地察覺到驟然刺骨的冷戰氣息，開始主動調整戰略：收縮市場、聚焦創新，為即將到來的長期博弈蓄力。

同年年底，華為正式成立戰略研究院，出任首任院長的，正是曾靠創新在歐洲市場殺出一條血路的先驅者，徐文偉。

上任后，他提出了著名的創新2.0。

在他的定義中，華為的創新要從“基于客戶需求的技術、工程與解決方案創新1.0”，邁向“基于愿景假設的基礎理論突破與基礎技術發明的創新2.0”，去解決從0到1的根本性問題。

為實現這一目標，徐文偉推動了兩項核心行動：

第一，產學共研，攜手突圍。

他主導華為與高校共建了一系列聯合實驗室和研究院，包括北大-華為智能媒體聯合實驗室、北大-華為數學聯合實驗室、清華-華為聯合研究院等，每年投入超過20億元。

同時，他還設立了面向全球的數據存儲領域科研獎項——奧林帕斯獎，以此牽引基礎理論研究，聚焦關鍵技術攻關，加速產學研成果轉化。

第二，前瞻投資，布局未來。

在徐文偉的推動下，華為成立了哈勃投資，專注于與華為主營業務緊密相關的前沿技術領域，如半導體、光計算、DNA存儲等。

徐文偉明確提出：哈勃投資不是投資者，而是戰略合作者，他們的目標是收購關鍵技術并融入華為生態，而非追求資本回報。

正是徐文偉率領戰略研究院種下的一顆顆創新火苗，才讓華為成功挺過了2020年的芯片寒冬。

2021年，他發布了《邁向智能世界2030》報告，提出九大技術挑戰與研究方向，勾勒出華為未來十年的科技路線圖。

到2022年，這位見證華為從追趕到引領的老將，正式進入華為權力最高層，成為華為常務董事。

從研發到市場，從市場到戰略，徐文偉用三十余年的時間，親手書寫了華為技術創新的底層邏輯——永遠向未來下注。

引領者的起跑線

其實，剛剛踏入職場不久，徐文偉便與同樣是才起步的華為相遇，成為了華為最早的一批技術骨干。

1980年，他考入東南大學（前身南京工學院）自動控制系。

東南大學是國內最早設立集成電路學院的高校之一，被譽為“中國芯片工程師的搖籃”。從這里走出了包括艾為電子創始人孫洪軍、芯朋微創始人張立新、中興通訊技術負責人陸平在內的一批中國半導體產業中堅人物。

多年后，徐文偉回憶起那段校園歲月，言語中難掩對那段樸素時光的懷念：

一個書包，兩個碗，教室宿舍圖書館。

1990年，徐文偉碩士畢業后踏入職場，第一份工作并不是華為，而是彼時聲名顯赫的深圳億利達電子公司。

在上世紀90年代初的深圳電子行業，億利達是妥妥的“明星企業”，年營收位列前茅。

許多后來在華為、中興、TCL、步步高等公司擔任技術或管理骨干的人，都曾在此任職。

也正因如此，億利達被業界譽為中國電子產業的黃埔軍校。

徐文偉當時在億利達主要負責高速激光打印機，由于表現非常出色，僅用半年時間便成為團隊骨干。

就在這一年，他的辦公室隔壁，有一家名不見經傳的小公司，正在經歷生死轉折。

由于主力產品HAX交換機被母公司收回了代理權，他們不得不從代理轉向自主研發，但若想在激烈的通信市場中立足，他們還必須擁有自研芯片。

通過朋友介紹，任正非第一次見到了徐文偉。

是的，徐文偉的隔壁，就是剛剛成立四年的華為。

當時華為正處于黑暗時期，連工資都難以保障，任正非的賬上也是現金寥寥，甚至買不起一條像樣的皮帶。

即便如此，徐文偉依舊放棄了在億利達光鮮亮麗的工作，毅然加入了這個瀕臨破產的小團隊。

這一干，就是33年。

33年間，徐文偉沒有再換過工作，一家公司，一份工作，15個崗位，參與造就了一個全新的科技時代。

直到2024年3月，61歲退休離任。

事了拂衣去，深藏功與名。

參考鏈接：
[1]https://www.cnbeta.com.tw/articles/tech/1425501.htm
[2]https://www.c114.com.cn/news/126/a959080.html
[3]https://mp.weixin.qq.com/s/-GZCzxd_lZ99ym7aqhGNi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