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里做科研是一種什么樣的感受？

楊凈 發自 凹非寺
量子位 報道 | 公眾號 QbitAI

9月，兩種科學技術的推進方式，都獲得了嘉獎。

96歲的老一輩科學家王振義，榮膺2020年未來科學大獎，老先生接到電話的直接回答是：該獎勵年輕人，而不是近百歲的自己。

這讓人動容，也讓人唏噓，也符合我們對科學家的「傳統畫像」：

江湖夜雨十年燈，甘坐冷板凳，肯下數十年磨一劍的苦功夫，窮極一生去思考某個問題。過程中或許有產學研成果轉換，但也只是「一路開花」結果。

而同樣也在9月，另一位年輕科學家，曾經的南洋理工大學終身教授、現阿里達摩院自動駕駛實驗室負責人王剛，帶領團隊耗時3年，發布了首款量產物流機器人「小蠻驢」，集成AI、自動駕駛等最前沿技術，將這項最前沿的科學技術，推到了規模化量產商用。

雖然都是科學成果獲得嘉獎，但個中區別卻已非常明顯。

有數據統計，所有在自動駕駛研發上的投入加總大約1000億美元，但產品要么太貴、要么不安全、要么不智能。

王剛透露說，對于自動駕駛這樣實驗型學科，如果先要用窮盡邊界的方式，就會大大增加不確定性，所以從一開始，他們的研究就指向場景和落地應用。

實際上，這恰好指出了科學與商業相輔相成發展史中，兩種不同的推進路線：

一種「勇攀高峰，一路開花 」；另一種定義邊界，積跬步以至千里，不斷累積起來改變世界。

我們對于傳統科學家總是心生敬佩，因為我們對他們了解的多；而我們對于工業界里的科學家總感覺“霧里看花”：

他們的科研理想實現了嗎？商業是推動力還是束縛？在阿里這樣的科技大廠做研究，究竟是種什么感受？

科學家與商業公司

在過去的歷史進程中，就有科學家將自己的成果商用，獲得商業回報的同時，也給世界帶來了深刻的影響。

科學家愛迪生沿著「電」往前，但在燈泡成功之后，用通用電氣改變了世界。

還有發明電話的貝爾創辦了美國電話電報公司（AT&T），也就是后來產生11位諾貝爾獎的貝爾實驗室。

這樣的案例在過去不勝枚舉，在當前也一直在發生。

比如今年3月，知名生物科學家、西湖大學創辦校長施一公，就因生物醫藥公司諾誠健華上市，一下子身家過億而受到關注。

其后6月，創辦不到兩年的西湖大學，首個科技成果轉換成果落地——西湖生物醫藥科技有限公司，獲得了近億級融資。

雖然西湖官方并沒有言明，但這樣的方式也被媒體等第三方視為，走「斯坦福大學」一樣的路子。

因為在科技成果轉化這塊，斯坦福大學成績顯著。

已故科學家、斯坦福大學終身教授張首晟曾表示，斯坦福大學有傳統，學生出來創業，老師會投資。

正是因為有著優秀的科技成果轉化團隊，才會有人說，斯坦福成就了硅谷。

并且西湖大學本身，就有一幫在商業上取得成功的企業家，捐資創辦的科學研究機構。

這是前沿科研成果落地的另一條路：企業在內部創辦「研究院」，用商業回報帶來的收入，投入基礎科學研究。

比如國內大名鼎鼎的「微軟亞洲研究院」，后來成為中國互聯網、AI時代的「黃埔軍校」。

再比如三年前成立的「阿里巴巴達摩院」，已經成為阿里技術高地，推出平頭哥芯片、量子計算、城市大腦、物流機器人「小蠻驢」等眾多前沿技術和產品。

一方面，成功的企業有資金和資源，可以更好助力科學家發展。

另一方面，很多企業研究院的研究，還可能幫助企業贏得下一個技術時代。

假如合作順暢，一定是個雙贏的局。

企業&科研的「悖論」

但是科學家與企業，就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難以適應的問題。

百度首席科學家吳恩達，負責百度研究院的領導工作，尤其是Baidu Brain計劃，但待了三年之后離職。

后來也有自己的創業項目，但始終最受關注的還是科研和教學的工作。

還有騰訊AI Lab主任張潼，曾是美國新澤西州立大學統計系教授，也在百度研究院擔任副院長，于2017年加入騰訊。

但兩年后去到港科大，重返學界。

類似的，曠視科技南京負責人魏秀參重返南京理工大學，以及前不久字節跳動AI掌門人馬維英也選擇離職，加入清華張亞勤團隊。

當然，這種事情不僅發生在國內，國外也是屢見不鮮。

斯坦福大學教授李飛飛，17年入職谷歌，成為谷歌云AI負責人，一年之后從谷歌離職重新回到斯坦福。

今年4月，谷歌量子計算硬件實驗室的創建者、負責人John Martinis被爆離職，但表示將繼續從事相關工作，而他此前一直還保留著在加州大學圣巴巴拉分校教授的職位。

他可曾為谷歌量子優越性立下頭功，甚至還帶領團隊登上了Nature封面。

突然的離職，令人意外。

后來有媒體爆料說，John希望像學術方式一樣推進量子計算機，但在谷歌內部，來自產品和企業經營的壓力，可能會讓人面臨妥協。

更早之前，圖靈獎得主、深度學習三巨頭LeCun，也遭遇過類似的抉擇。他最終丟掉了Facebook AI的掌舵權，以“首席科學家”的方式，游走在Facebook和紐約大學之間。

科學家到企業，究竟面臨的「悖論」是什么？

是短期利益和長期投入的問題。是如何定義邊界的問題。是企業內部“誰賺取利潤誰牛X”的話語權問題。

創造營收的產品技術部門，與花錢的科研成本部門，始終面臨這樣的問題。更何況科學家是多純粹、多驕傲的人吶，怎能容許自己的研究為了“短期”利益而降格？

于是這樣的現象也不再令人陌生：

每每新技術周期來臨，總是會有科學家被禮聘進入企業搞研究，但一段時間后，特別是技術開始趨于應用，他們又往往得而復失——多數還重返學界。

只不過，也有例外。

微軟亞洲研究院，但MSRA，幾乎就是比爾蓋茨的烏托邦模型，它與微軟的業務之間相隔明確，甚至可以視為獨立王國，或者就是一所企業注資的大學、研究所。

簡單來說，MSRA是所「純粹」的研究院，要做「純粹」的研究。它活下來了，但你很難說它活得有多好，因為它無法實現“自我造血”。

而阿里達摩院，2017年成立時，開宗明義就宣布要以商業和社會問題為導向去研究前沿科學技術。

那時候，外界不乏質疑，但現在3年之期，達摩院呈現的行業反差——

學術有影響，在國際頂級技術賽事上拿下60余項第一，并且發表500多篇國際頂會論文；

產業有成果，含光800最強AI推理芯片，小蠻驢成為量產的首臺物流機器人；

人員還很穩定，IEEE Fellow們都在各自領域做出成果，還總有新的Fellow加入……

阿里達摩院，到底有什么不一樣？

達摩院怎么解決「悖論」？

當初發起創辦達摩院時，馬云這樣說的：

研究不應該是Research for Fun（為快樂研究），也不應該Research for Profit（為利潤研究），而是Research for solving the problem with Profit and Fun（為解決問題研究并帶來利潤和快樂）。

目的決定路線。

For fun走得太遠，for profit走得太近，都走不長。只有為解決問題出發的研究，才是真研究，也肯定會收獲Fun和Profit。這是阿里巴巴思考的邏輯。

從前幾日，發布的首款量產物流機器人「小蠻驢」就可以看出來，它來自達摩院自動駕駛實驗室。

負責人王剛，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博士，曾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終身教授。

據說當時他主動請纓開啟阿里自動駕駛研發，然后得到達摩院院長張建鋒的支持，一做就是三年。

對于這款機器人的落地，王剛表示，從3年前探索開始，他們就定下了智能、安全、可量產的三重維度，最終在物流機器人領域，找到了將AI和自動駕駛現階段融合落地的鑰匙，推動自動駕駛技術從垂直場景向更廣泛的場景演進。

也就是，從一開始就有明確的定義域，然后尋求技術極致的最優解，再把它推向市場實現更大規模的落地，并在實用過程中不斷修正精進。

這就是達摩院的科研范式。科研和商業的糾結，在合作之初，就先解決。

另一個典型例子是阿里醫療AI。

早在2016年， IEEE Fellow、iDST（達摩院前身） 副院長華先勝，就看準了AI在醫療健康領域大有可為，從肺部CT影像開始切入，著手研發醫療AI。

△醫療AI破紀錄斬獲頂賽冠軍

一年后，阿里醫療AI在國際權威的肺結節檢測大賽 LUNA16 上，憑借 89.7% 的平均召回率打破世界紀錄奪冠。此后，醫療 AI 研究范圍進一步擴大覆蓋到肝結節、心血管、骨科、病理等多方面。

疫情期間，醫療AI發揮巨大作用，識別一個病例最快計算僅2秒，準確率達99%，極大減輕了醫生的負擔，并提高效率。

這款新冠肺炎CT影像AI輔助診斷產品第一行代碼，近期入藏國家博物館。

正是基于達摩院解決實際問題的導向，科研不但能孵化出商業價值，更能產生社會價值。

做一名科學家VS作為科學家群體中的一員

云棲大會第二天，“最強大腦”主持人蔣昌建老師，對達摩院眾科學家有過一次深入的對話和揭秘。

蔣昌建這樣形容阿里達摩院，

阿里達摩院是一個問題的定義者，也是一個問題的終結者。

就拿今年3月才創辦的XG實驗室來說。

疫情期間，達摩院就建立了個實驗室，如今成立不到6個月。

面對蔣昌建的「質疑」時，XG實驗室科學家吳鑫說，雖然看上去成立時間不長，但技術儲備已經十分成熟。

阿里不打無準備之仗。

過去十年，阿里在云計算網絡實現了關鍵技術上布局和大規模應用，阿里云成為全球云計算3A巨頭，在高性能網絡、自研交換機、意圖驅動網絡、可編程網絡、流量調度等領域的優勢技術，可繼續延伸到5G。

同時，阿里云遍布全球的云數據中心、云網絡和邊緣節點，也為5G終端提供計算和存儲資源，為5G應用落地提供條件。

簡而言之，達摩院科學家們做5G，技術積累和落地環境都率先準備妥當。

他們目前處理的問題也很明晰，那就是5G中「確定性延遲」問題。

我們知道，5G有著低延時的特點，但這種低延時，實則抖動性是非常大的，在一些場景里是不可接受的，比如5G遠程手術。

更廣泛的場景，是釘釘視頻會議，淘寶直播，每次雙11的整點開搶。讓這些國民場景，也能用上5G遠程手術的低延時特性，是XG實驗室的科學家們工作的一部分。

這也意味著，達摩院的科學家們，不但要解決實際的問題，而且要聯手，一起合作解決這些問題。

就拿淘寶直播舉例：XG實驗室研發新的5G方案，機器智能實驗室NLP方向提供不同語言的同聲傳譯，智能服務方向設計新的智能問答和交互，還創造虛擬主播，融合視覺AI、語音AI等單項能力，辟出新業務。

國民應用需要更極致的前沿技術賦能。淘寶主播每一句「3，2，1，上鏈接！」，背后站著的是一群緊密合作的達摩院科學家。他們不但要完成從0到1的創新突破，還要解決99%到99.999%的極限跨越。

科研的「延遲滿足」

微軟研究院的創立者李開復，曾與星云大師有過一次著名的談話。李開復道出了人生追求：更大的影響力。

科技有可能獲得更大影響力嗎？不知道李開復的答案是什么，他后來離開了MSRA。

也曾有阿里達摩院科學家發出類似感嘆，說以往在學術界做研究，樣本僅幾百例，很難真正看到自己辛苦勞作的科技突破，真的能有什么現實價值。來到阿里后，“小小”的一個應用，就能讓億萬人同時體會到科技帶來的幸福感，這種感覺很棒。

很多在達摩院做科研的科學家，似乎都有同樣的想法。也是某種可以落地生根、造福更多人的「影響力」，吸引并穩固著這群科學家們。這個時代的科研使命，以這樣的方式被繼承。

當被蔣昌建問起如何看待未來時，達摩院科學家卻跟普通小朋友一樣單純簡單。

「在未來，語音交互無處不在。」

「會是《頭號玩家》的那種，路上全是機器人。」

「每個人都會有一個個性化機器人」

「未來人類不需要買車，只需要購買出行服務。」

「不會再出現爆發式疫情。」

……

雖然答案看上去「樸實無華」，但當他們說起這些時，你或許要知道，他們展現的不光是思考，而是正在行動，并努力一步一步實現它。

正如達摩院院長助理劉湘雯所說，達摩院相信只有長跑才能滋養整個科研生態。

那么至于會跑多久？

馬云在3年前就已經說了，達摩院必須活得比阿里長久，至少多活一年。

而阿里巴巴要活102年。